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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始于1932:書信中的真實貝婁

      云也退2021-11-01 17:47

      (圖源:IC Photo)

      云也退/文

      “耶塔,好想和你說說在我心里積攢下來琢磨了好幾個星期的話,這些話在我腦海中翻來滾去,就是不知道怎么說出來。面對你我張不開口,耶塔,全是因為沒把握,膽小。真的,我承認我是個膽小鬼。我們大家在內心里其實都是膽小鬼,但是承認了,膽小也就不算什么事了。”

      開頭和結尾總是最要緊的,最吸引人的,中間的一切再完美也是其次。在大作家索爾·貝婁逝世若干年后,一部厚厚的《索爾·貝婁書信集》被編定出版,其中收錄的第一封,就是1932年5月28日,年方17歲的貝婁寫給他初戀女友耶塔的信。他要跟耶塔分手。上述這幾句,就出自信的第一節,一股濃重的文學氣息,夾雜著思辨和推敲的強烈傾向撲面而來,再接下去又是一段完美的景物描寫,寫到“寂寞的風吹得樹葉沙沙響”,寫到“夜色中不知何處,一只鳥迎風啼叫”,寫到“密歇根湖里的波浪憤怒地朝房子涌來,卻無法接近墻角,只能怒吼著退去”。讀到這里,我不禁懷疑,要么這是編者有意的安排,實際上可能還有比這更早的信,只是文字沒這么漂亮;要么,就是17歲的貝婁在寫信的時候,就已經做好了未來出版它的準備。

     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,可以斷言的是,那時的貝婁做好了當一個大作家的準備。他在寫密歇根湖的浪濤“怒吼著退去”的時候,作家的自覺就昭然若揭了:他隨時在讓內心的感受勾引外界的風吹草動,令其呼應或者對立,交叉或者并行,就像他臭名昭著的勾引女人的手段。在這封信里,他對語言的運用就已滲漏出一種征服欲,它無所不在,哪怕是在承認自己的缺點,貝婁也要掌握話語上的絕對主動。

      耶塔是誰?她是貝婁在芝加哥讀中學時的同班同學,比貝婁大幾個月,也生于1915年。耶塔傾心共產主義運動,在美國,她加入了青年共產主義聯盟,到1932年6月中學畢業時,擅長演說的耶塔代表全班致辭,致辭題目叫“未來屬于青年”。

      給野心勃勃的貝婁當初戀,耶塔也很有膽量。她家和貝婁家住得很近。兩家人串門,貝婁記住了太多的細節,如耶塔家里有一輛車(那時美國人家里買得起車的人還較少),他發現車的后座上堆滿了木屑刨花,就推測耶塔父親是個木匠。耶塔的爺爺是個猶太教徒,一把大胡子,在教堂里遇到時,貝婁完全看不清他的臉;又如耶塔母親是怎樣一個俊秀的黑發女子,她為耶塔加入了青共聯盟而高興。

      他們兩家也都是猶太人。耶塔家是從俄羅斯移民北美的,所以很自然,耶塔對共產主義抱有同情,因為舊的沙皇政權壓迫百姓的時候,共產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們正在積極地給沙皇找麻煩。然而,當耶塔登上講臺演講時,共產黨人建立的蘇聯政權,已經經歷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權力斗爭,斯大林掌握了權力,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歐洲,成為一顆移動的革命火種。耶塔和貝婁在一起時,政治是兩人的一大主題,耶塔帶給貝婁一些托洛茨基論德國問題的小冊子,她支持托洛茨基,相信革命的正道已不在蘇聯。

      貝婁后來說,他在立著兩頭銅牛的玫瑰公園,或者在洪堡公園的船塢臺階上坐著,聽耶塔大談列寧主義、集體化、民主集中制,談斯大林的罪惡,談斯大林為何比托洛茨基低一個檔次。當她情緒昂揚地站上畢業典禮的講臺時,赤誠熱烈的表情,令臺下的父母們都眼前一亮,激動不已。貝婁記得,耶塔的演講中用了幾個生僻詞,如“赤貧”,如“慰藉”:“在座的各位,我們將帶給你們慰藉。”她說。

      雖然貝婁也同情托洛茨基,可是他對耶塔加入的青共同盟很反感,對耶塔致辭的主題“未來屬于青年”也不屑一顧。這和他的文筆、言辭水平一樣,都成為他有著超乎年齡的成熟的寫照。他后來有一個朋友,艾伯特·格羅策,曾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當過警衛和秘書,從格羅策那里了解到的情況,確證了貝婁早已有之的懷疑:打著“青年”旗號的團體,都是一些權力欲膨脹的人用來收攏年輕人、給自己當槍用的工具,他把青共同盟視為與希特勒青年團和墨索里尼的黑衫軍一個性質;英國的巴登·鮑威爾男爵在1907年創建的童子軍運動,后來活躍在英美社會,影響深遠,卻遭到了貝婁的無情奚落,他說:童子軍是最壞的東西,它唯一的好處就是沒有害及未來。

      貝婁顯然認為,擁有他這樣的天賦,自然應該保持頭腦的獨立;而頭腦,也是猶太人的文化里最為看重的東西,因為認識、思考、感受、判斷、想象,這些能力是外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剝奪的。他在書信中,炫耀般地展示他的思考和感受力,他的做形象比喻的能力,一會兒欲揚先抑,一會兒欲抑先揚:“我的所有的思緒都是圍繞著你的,”他說,但這些思緒并不全是溫情,“這里有針刺,有鞭笞。”但這幾句還不夠,貝婁還要打消耶塔的抵抗:

      “你心里可能會說:‘真會玩弄辭藻啊。’因為你有一副青共同盟的頭腦。要不就是:‘這個杠頭笨牛貝婁又聽到什么話了?’”

      “玩弄辭藻”一語的原文,直譯過來就是“短語販子”。這一手太厲害,他為對方設計了責難自己的臺詞,設計得準確而生動。如此,真不知道收信的耶塔是否有勇氣讀完整封信了,如果讀完的話,她能不能一笑置之。貝婁不僅全面嘲諷她,而且完事后,還把自己的弱處交給對方——“你就稱呼我短語販子好啦!我受之無愧!”日后,貝婁的小說《赫索格》里有這樣一個情節,仿佛是對此的“圖解”:赫索格在街頭被一個黑人逼到了墻角,他驚見黑人拉開褲鏈,亮出了他的陽具。他頓覺被大大羞辱了,比起對方用刀槍脅迫他交錢的羞辱更甚。

      貝婁如此的嘲諷,似乎只是由于耶塔移情別戀了,她愛上了內森·戈爾茨坦,之后也將和他結婚。顯然,貝婁不愿接受他被人甩了的事實,于是他才如此高調地寫信,假裝是他自己要結束這段戀情??伤率痔亓?,幾乎是當著一群他未來的、想象中的讀者的面拿耶塔試刀了。這把文辭之刀的厲害,或許都不受貝婁自己的控制:

      “你也許會覺得我瘋了?我就是瘋了??晌沂种杏泄P;我如魚得水,我藐視你。(此處有一段長長的靜默,然后狂風突起般發出一聲嘆息;不屈不撓的貝婁豪情滿懷,全力以赴繼續前進。)”

      應該感謝耶塔,他刺激了貝婁釋放自己的能量。這則No.1書信一下子就把整部書信集抬高了,抬到了和貝婁光彩照人的長篇小說同樣的水平上。盡管《晃來晃去的人》和《受害者》這兩本貝婁最早的長篇,比起后來的作品顯得粗糙一點,但僅看這封給女友的絕交信,就可以毫不夸張地斷言,索爾·貝婁是“出道即巔峰”,他在與他同齡的少男少女投向激情滿懷的烏托邦構想時,積聚成了自己兇猛的書卷氣。他狂妄,他挑逗,他炫耀,他那時的氣焰一舉突破了“年少輕狂”之類現成的評語所設下的薄弱的防御工事,甚至足以懾服日后每一個階段回看當初的自己。

      每個年輕人都得在與前輩的對話中成長,但青少年貝婁,看其書信的話,是一個無論對什么樣的人講話,都能自如地對時局時事發表看法的人,他能尖銳地指出對方的錯誤,用論戰的口氣說出自己所知所想,哪怕明明有求于人,他都不懈地抖露自己帶機鋒的見識。1944年后,貝婁為申請一筆古根海姆基金會的資金,必須與詹姆斯·T.法雷爾以及埃德蒙·威爾遜這樣的文壇大家打交道,他給法雷爾去信,先說“如蒙支持,不勝感激”,隨即表示“芝加哥越來越像西伯利亞,”他被判流放此地,沙皇還拒絕赦免他。跟威爾遜寫信,他也是感謝在先,隨即開始“炫學”:

      “只能像伊克西翁(希臘神話里被宙斯處罰的神,捆在一個火輪上無法動彈)一樣求之不得,為之受苦,哪怕是一片飄忽不定的云也抓住不放。”

      他告訴法雷爾,他不指望《晃來晃去的人》能討到他的喜歡,但要是他“認為我水平太低,應該去用手指頭畫畫而不是寫作,我會十分不安的。”這里有一種脅迫的語氣,他好像完全不管收信者是誰,就展開了自己話術。在常規的情況下,人都是隨著名聲的擴大而有底氣講話的,可是貝婁卻在自己尚未充分擁有名氣的時候就相信自己的名氣,很難說這里有幾分是策略,幾分是秉性使然,只能說,這種非同一般的自信產生了有利于他的效果。

      不過也不是絕對如此。光是看他上述的表現,你可能認為他的家境上好,所以也有資本恃才傲物。其實不然??v觀貝婁一生,他是在1964年出版《赫索格》——那時他已年過五旬——之后才真正成為有錢人的,此前的他即便有幾部成功的小說,但入手的版稅和在大學任教的工資,根本就不夠他反復結婚離婚折騰的,更不用說還要撫養孩子,還是因為父親去世,留給他一筆遺產,他才扛過了最艱難的時期。在一些書信中,他說起自己的窘迫,雖然仍然保持著一貫的強勢作風,但也確實流露出心事重重的樣子。他寫書速度不快,四五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——這都是大實話,只是他的長篇小說才氣太過耀眼,使人忽略了他在紛亂的生活細瑣之間盡力寫作的事實。

      跟自己的經紀人講話,貝婁還是得謹慎一些的,他的成名成家之路,畢竟要大大仰仗人家的出力。1947年,他的第二本小說《受害者》出版后銷量不佳,一些書店里甚至沒有鋪貨,這讓貝婁十分難過。他寫信給當時的經紀人亨勒,跟他抱怨此事,盡管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敏銳,搶先為自己說出了辯護詞:“我知道你會再次指責我脫掉了賢者的外衣,說我太沒有耐性了,而且你又會說,我要出了五六本書之后才能指望靠寫作謀生。但我寫得很慢,第五本書還沒寫完我就要四十歲了,我認為希望我已經完成的東西能發揮最大作用,這沒有什么不合理的??吹阶约阂呀洸惶赡芗幸粌赡甑臅r間不受干擾地連續工作,我就忍不住面臨的不公了。今年我病了一場,教書也讓我沒有精力寫作。我本來希望能請一年假,可那樣我就會失去生活來源……”

      當時的貝婁是明尼蘇達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的英語助理教授。工作切割了他用于寫作的時間,他一直試圖隱藏的焦急,這一下因為《受害者》的緣故而爆發了出來。“我看出,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都會在大學里消磨殆盡……”他接著說,之前的四年,他從未跟沃爾肯寧討論過錢的問題,“甚至在簽合同的時候也沒有。”

      這封信并沒有寄出,然而,就像他當初跟耶塔斷交一樣,他也依然想要掌握跟經紀人斷交的主動權。沃爾肯寧顯然希望他更迎合市場一些,別那么任性地只寫自己想要寫的風格和題材,然而貝婁拒絕如此,哪怕為此損失了大筆潛在的收益。亨勒告誡貝婁,必須出了五六本書之后才能靠寫作謀生,這話并不錯;貝婁說:“我不想成為商業作家,也不想為錢所羈絆”,這話在經紀人眼里恐怕是自相矛盾的,是“又要馬兒跑,又要馬兒不吃草”??墒秦悐洳⒉贿@么認為,他被經濟窘迫激起的,與其說是沮喪和屈辱感,不如說是憤怒。

      他憤怒地捍衛自己靈感的自由、不受別人指手畫腳的創作自由,以及——這一點很重要——不受窮的自由。他跟亨勒解了約;但另一方面,他又不是狂妄到認為自己懷才不遇、世人有眼無珠的。關于《受害者》,他在1948年年初致戴維·貝茲倫的信里說,這確實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,他正在經歷一段艱難和痛苦的“學徒期”。不過,一旦別人批評這部作品,貝婁都會辯解,而他的辯解看起來總是有理的,經過深思熟慮,而不僅僅是“振振有詞”。

      他寫出了新作,每一部都在進步,當他看起來不容易再有明顯進步的時候,下一部作品則像是在完成他的一整幅拼圖。讀他的書信,就可知道這個人對自己強大的信心源于哪里——源于他對文字的認真(當然這也許是編者的功勞),他一直在追求高度,哪怕一封信里只有兩三行字,他也要操練文筆,給出一個漂亮而準確的表述;他即便在寫“非常感謝”、“我很喜歡”這樣的詞句時都像是蓄勢,在為接下來完成某個驚艷全場的動作而做必要的過場。

      把這部書信集看作一件文學作品,也是毫無問題的,因為在讀到后邊的時候,我會不由自主地去回顧那封給瑞塔的信,就仿佛我在積極地論證這本書是有著作者整體的考慮的。當看到貝婁進入晚期,他喜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世,給他帶來無從回避的傷心時,回顧他當年給瑞塔的“臨別贈言”,我不由再次贊嘆他那滴水不漏的驕傲,和那種讓人五體投地的成熟,或者說“早熟”:

      “我們仍然可以做泛泛之交的朋友。不過到了我已老邁昏聵你也臃腫不堪的那個時候,或許我們可以和解。中間這段時間,就快快樂樂地過吧。”

      1996年瑞塔逝世,貝婁為她寫了一份誄詞,其中就說到了瑞塔那份題為“未來屬于青年”的畢業致辭,并且不依不饒而又有理有據地諷刺了這個題目。他還說到,自己如何在瑞塔的推薦下,激動地讀完了羅曼·羅蘭的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,幾十年后重讀,“我發現它不過是一堆廢話”。寫作中的貝婁,始終——至少從17歲起算——就沒有改變他的樣子,他的犀利,他的強勢,他令人膽寒的機智,他只是在最后提到了瑞塔身上的“一種重要的猶太之美”,當然,這也是只有他,索爾·貝婁,才能發現的秘密的力量。

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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